民國知名實業(yè)家聶云臺寫過一本《保富法》，說發(fā)財不難保最難，他在上海五十余年，身邊多是顯赫一時的闊人，或官或商，若干年后皆凋零沒落。
有的是子孫不務正業(yè)敗掉的，有的則是連子孫都沒有，一百個富豪里后代還能上進的，最多一兩家。
但也有例外的，就是重視子嗣教育多于財產(chǎn)的，比如曾文正公，在位二十年，死后家財二萬兩，在同僚中算少的。
要知道他手創(chuàng)的兩淮鹽票，一張二百兩（后來賣到二萬兩），他自己一個也沒留，沒錢么后代只能靠自己，于是曾孫玄孫輩多在教育或?qū)W術(shù)界做事，很受人尊重。
聶是曾國藩外孫，也是昔日民族企業(yè)恒豐紗廠后人，他以親身經(jīng)歷講這些，顯得尤為可信。
《保富法》序言#
后代讀書成才的大家族還有木有呢？
當然有，比如靠行醫(yī)賣藥起家的蘇州貝氏，以及靠蠶絲發(fā)達了的湖州呂氏，后者還和聶先生一家頗有淵源。
呂家原籍湖州南潯雙林鎮(zhèn)，雖說比不上南潯四象劉家、張家、龐家和顧家，但總體還算殷實，先是開衣裳鋪，抗戰(zhàn)開始之后，舉家遷往上海。
呂家兄弟辛伯和叔陶等人，先是做學徒之后再開絲廠和印染廠，成了小廠主，后來是怎么搞大的呢？
那就要從1937年說起了。
呂氏兄弟藝術(shù)聯(lián)展圖
那一年日本全面侵華，它們看重中國豐富的資源，先后在青島和上海設廠，當時叫“二白一黑”，黑的是煤炭，白的是棉花和海鹽。
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，收購了棉花就地加工，產(chǎn)品一方面軍用，另一方面變成財富，從1916年到抗戰(zhàn)結(jié)束，它們先后開設大康、富士等九大紗廠。
隨著侵略加劇，自己開廠太慢了，這幫太君開始了強制接管和兼并之路。
以上海為例，開在租界的華商紗廠，戰(zhàn)時沒被炮火摧毀，廠房和物料卻被日本人給接收大半，誰去做這事兒的呢，答案是日商紗廠。
它們在日本海陸軍當局支持下，接收侵占區(qū)華商工廠，被稱為是日本對華經(jīng)濟侵略的“槍尖”。
最典型的就是大康紗廠和豐田，被接收的重災區(qū)就是申新榮家、永安郭家，那叫一個慘。
大康紗廠
這其中也包括開頭聶先生的家族企業(yè)——恒豐紗廠，好不容易躲過了舊官僚和青紅幫的敲詐勒索，接著又被日軍要求和大康紗廠合資，生產(chǎn)軍毯和軍襪，直到1945年才收回來。
這段經(jīng)歷讓他有口難言，很快將企業(yè)交給獨子，自己出家做了居士。
你以為光有日商就夠了么？不不，這里還要提到個詞叫“買辦”，英文是comprador，直譯為“康白渡”。
用馬克思老師的話講，它指的在中國或其他殖民地區(qū)，外國組織在當?shù)貜氖峦顿Y貿(mào)易、經(jīng)濟剝削時的代理人。
買辦脫胎于人民，但又脫離人民，因為它跟洋人利益是一致的，洋人出錢它們出力，洋人吃肉它們喝湯，至于這肉和湯哪兒來的，你說呢？
呂家兄弟從事的就是買辦業(yè)務，1942年二哥呂叔陶成立大康企業(yè)股份有限公司，大哥呂辛伯管的則是大康印花綢廠，至于這個大康和日本人那個大康究竟有何淵源，不得而知。
只知道大康企業(yè)設于敵偽鄭斧統(tǒng)治期，L叔陶、H逵兩位弟弟辦婚禮時的座上賓，都是上海灘商界成功人士、知名H奸盛Z人。
盛做過旺偽鄭權(quán)滬西區(qū)市聯(lián)會煮席，在任期間積極推行旺偽鄭權(quán)的官方貨幣“中儲券”，后來鍋民dang特工刺殺而亡。
若干年后，呂家后人講父親是愛國商人，參加過淞戶會戰(zhàn)，真假姑且不談，如果這樣的都算愛國商人，那資產(chǎn)被親日買辦掠走大半的無錫榮家算啥？
懂得審時度勢讓呂家生意迅速壯大，過上了舊上海的頂尖生活。
呂家幼子敬人說，他們住復興中路，對面就是俄羅斯面包房，隔著一條街有家天鵝閣俄國餐廳，再走過去就是紅房子法國餐廳，小時候經(jīng)常跟大人去吃，周末父母就帶孩子去公園野餐，或者去蘇錫常等地做短途旅行。
熱愛攝影的父親會拍下許多照片，回家就在洗印暗房里沖出來，除此之外，呂家還經(jīng)常組織幻燈片播放會，什么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米老鼠和唐老鴨》等卡通片他們都看過。
每周家里也會舉行籃球、乒乓球賽事，父親親自執(zhí)哨。
——寫到這我忍不住想，這又是洗印房又是影院、籃球場、乒乓球室的，這房子得多大呀。
呂家生活是中西式混搭，吃西餐看西片，但外婆信佛，家里又設香案，還定期去玉佛寺做法事，母親信基督，所以家里也過洋節(jié)，到時母親在他們枕頭下面，放上圣誕卡片和巧克力。
父親雖然主要跟日本人打交道，但喜愛收藏字畫，一買就是唐寅、鄭板橋、張大千等人的，后來收藏的實在是太多了，家里掛畫都得輪著掛，一個月一換。
每年夏天還要拿出來晾曬，鋪滿整整一陽臺。
除了藏畫，呂父還藏書，他給孩子們置辦了個家庭五人圖書館，每本書上都寫上姓氏，“呂”字居上方，五兄弟共用的“人”字居下方，中間則依次取五人姓名中的一個字。
這個獨特的LOGO是幼子敬人的設計啟蒙，讓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文字是可以構(gòu)成圖案的，而家里收藏的大量歐洲進口的絲綢樣品和設計稿，以及父親企業(yè)的標志、圖案等，也讓他覺得原來“圖形色彩構(gòu)成，妙不可言”。
呂家五兄弟和父母
按照父親的規(guī)劃，老二和老五應該做個畫家，但歷史就是這樣皂滑弄人，它能讓你一飛沖天，也能讓你鳳凰落地。
這樣的優(yōu)渥生活沒過多久，家里生意就起了變故，1956年大康印染廠被公私合營，1966年9月更名為國營上海第三印綢廠。
呂公子敬人和哥哥們也是上山的上山，下放的下放，直到10年動L結(jié)束，才被調(diào)到北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畫插圖。
做的第一本書是《卓婭與舒拉的故事》，百分百蘇聯(lián)風格，和他從小接觸的完全不一樣，出版后接到讀者來信說：
“這個畫家沒認真看文，書中描寫的卓婭是褐紅色頭發(fā)，給畫成了褐黃色的。”
這次失誤讓呂公子很羞愧，他意識到作書不光是留下名字，還是一種責任，一時疏忽，一筆錯誤，違背了文本，就失去設計的意義了。
上世紀80年代末，出于對“日本設計界巨人”杉浦康平作品的癡迷，38歲的呂敬人赴日學習。
在神戶藝術(shù)工科大學院杉浦康平教授的工作室里，他像父親當年在印染廠一樣，從最基礎的學徒做起，一做就是兩年，這段經(jīng)歷用他的話講，是職業(yè)生涯很重要的一筆。
杉浦先生認為， 好的書籍設計師，要像導演一樣對待文本，一本書就是一個舞臺，演員是文字、圖像、色彩和標點等。
如何讓它們在這個方寸紙上演繹好信息的戲劇，是設計師需要把控好的事，做書不能光看著平面，要里頭每一頁文字如何表演，后來他將這個理論總結(jié)為“書戲”。
從日本回來后沒多久，呂老師就辭職下海，成立工作室單干了，理由是體制內(nèi)束縛太大，無法發(fā)揮對書的熱情。
工作室的一大功能就是培養(yǎng)學生，不知道身為國內(nèi)圖書裝幀界翹楚的呂公子，是否將“書戲”的理念，全數(shù)傳授給愛徒。
若干年后，在學生吳勇帶著強烈自主意識設計的教科書上，我們看到了日本飛行中隊戰(zhàn)斗機的身影：
看到了畫反了的國旗：
以及日本服裝潮牌——川久保玲：
更不要說看似不經(jīng)意，但又特別刻意的露出的小boy的啾啾，以及女孩子的小內(nèi)內(nèi)：
有動漫資深愛好者科普說，這些翻白眼、張嘴吐舌，看起來像是陶醉，又像是迷離失神的表情，在日語里叫阿黑顏（ahegao），指的是男女在做創(chuàng)造人類的事情時，情難自控呈現(xiàn)出的表情，俗稱高chao臉。
那么問題來了，電視上連奧特曼都不能出現(xiàn)了，小朋友的課本上怎么還能出現(xiàn)成人黃漫風？
說到這里忍不住再插一句，教科書只是冰山一角，繪本才是重災區(qū)，隨便翻上一本，上面的女生永遠都是超短裙，還清一色的走光露出小內(nèi)內(nèi)：
以及跟大眼格格那年軍旗裝同款的圖案:
不光是呂大師不喜體制，連愛徒吳老師做導師的碩士論文上都寫道：
“比起美國日本的小學數(shù)學教材插圖設計，我們的還落后很多，不是說我們的設計者繪制不出來高質(zhì)量插畫，而是制度制約，我們的數(shù)學教材除了受到內(nèi)容影響，還要受到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限制”。
吳勇做導師的碩士論文
——那么問題來了，大師們究竟不滿意的是讓他發(fā)揮受限的體制，還是讓他家庭生變故的體制？懷念的究竟是日本學校的插圖，還是日本人在時，他們家的光輝日子？
可笑的是，師徒2人最為推崇的日本，當年在東三省推行奴化政策，全面修改中小學生教材和讀物，日常教學都是日語。
對東北的青少年灌輸“中ri親善”、“ri滿不可分”等思想，以至于抗ri戰(zhàn)爭都結(jié)束了，還有東北人只知道T皇和M洲國，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。
偽M洲國穿和服的東北小孩
在挖掘呂氏家族史時，我發(fā)現(xiàn)呂公子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父親給他們提供的教育，事實上也確實很成功。
呂家五人各個成才，大哥立人是日本東京工學院教授，二哥吉人是美國專業(yè)畫家，三哥卓人是博導，四哥達人是美國摩根公司的高管，而他自己也是世界級設計師。
這樣卓越的家庭條件和后代成才率，全中國找不到幾個，也只有鎮(zhèn)江柳家才能比得過了。
只是他們在西方成名，在國內(nèi)得利了之后，又是怎么啟蒙下一代的呢？同是浙江人的常凱申先生有句名言：國家亡了還能復興，文化亡了娘希匹就全亡了。
還記得都德的《最后一課》么？
那是全世界愛國主義教育的范本，學渣小弗朗士對外界的一切變化反應都很遲鈍，直到后來才認真學習，但那已是他作為淪陷區(qū)孩子上的最后一堂法語課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