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先生冒著零下30℃的嚴寒，在春節的前一天如約來到《家報》編輯部。他憂郁的神情，與迎接佳節的喜慶反差很鮮明。他說：“我選擇這一天傾訴，是因為我堅信：寒冷過后，等待我的必定是溫暖而溫馨的新春曙光。”
　　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父母教給我做人的準則就是坦誠和上進。在這樣一個充滿溫馨的家庭里，我的成長經歷可以說是一帆風順。
　　大學畢業后，我被分到哈市一家銀行工作。在別人眼里，我屬于那種白領階層。
　　可我的內心卻總覺得有一種感召力在讓我脫離開這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到外面去闖蕩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　　1998年，28歲的我離開父母，只身來到深圳。我應聘在一家合資企業工作，工作之余，我還炒股。
　　認識她，純屬偶然。那是1998年夏季的一個周末，我到一家證券公司看股市行情。
　　悶熱的天氣，讓我習慣性地去摸口袋里的煙(我不愛喝酒，吸煙是我最大的嗜好)——口袋是空的。
　　我正要站起身去買，1990健康網，一支煙遞到我的面前。我們就這樣認識了。
　　她身高1.65米左右，皮膚白皙，一雙不大的眼睛看起來總有一種憂郁在里面。她叫楠楠，比我大兩歲，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。
　　第二次見面，是在一個星期后。那天我把公司里比較要好的朋友召集在我租住的公寓里，當然也沒忘了給楠楠打電話。
　　那天我們一群年輕人打麻將、唱卡拉OK，一直玩到半夜，同事們把楠楠當成我的女朋友，不失時機地把我們撮合在一起，哪怕是唱卡拉OK也要我倆一起唱情意綿綿的歌。
　　她微笑著沒有拒絕，同事們更是信以為真。那天，送走同事后，我說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，她沒有拒絕。
　　她住的地方離我這兒確實不近，打車還需要40分鐘。車到了她家樓下，她沒讓我送到樓上，她說：“認識你真好！希望我們還能見面。”
　　那天晚上回到住處，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。說出來恐怕你不會相信，我從小到大還是第一次同女孩子單獨相處，難道她的話里暗喻著什么？
　　我和她第三次見面還是在我的住處。那天多了兩位女性，那是同事帶來的女朋友。
　　看到我和其他女孩有說有笑，她的臉上有一種極不自然的神情。
　　那天走時，她沒有讓我送。當我收拾房間時，發現了她的手機放在沙發角上。我以為是她落下了，怕她著急且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，就打車給她送去。
　　她照舊沒讓我上樓，不是我想像的興高采烈，而是冷冷地對我說：“我好像還有一個發卡落在你那兒，還是我跟你一同去取吧。”
　　她的發卡果真在我臥室的床上找到了。因為是周六，也沒有其他特別的事要做，我們就開始打游戲。
　　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到了半夜，我說送她回家，她說那還不如打一夜游戲算了，我也就沒多說什么。
　　就這樣一直玩到清晨6時，我說實在堅持不了了，我要睡覺。她也不作聲，默默地把身體靠近我，該發生的必然發生了。
　　我們在床上躺到晚6時，才感覺到已是饑腸轆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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