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讀朋友的來信，尤其是遠自海外猶帶著異國風云的航空信，確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如果無須回信的話。回信，是讀信之樂的一大代價。久不回信，屢不回信，接信之樂必然就相對減少，以致于無，這時，友情便暫告中斷了，直到有一天在贖罪的心情下，你毅然回起信來。蹉跎了這么久，接信之樂早變成欠信之苦，我便是這么一位屢犯的罪人，交游千百，幾乎每一位朋友都數得出我的前科來的。英國詩人奧登曾說，他常常擱下重要的信件不回，躲在家里看他的偵探小說。王爾德有一次對韓黎說：“我認得不少人，滿懷光明的遠景來到倫敦，但是幾個月后就整個崩潰了，因為他們有回信的習慣。”顯然王爾德認為，要過好日子，就得戒除回信的惡習。
　　可見怕回信的人，原不止我一個。
　　回信，固然可畏，不回信，也絕非什么樂事。書架上經常疊著百多封未回之信，“債齡”或長或短，長的甚至在一年以上，那樣的壓力，也絕非一個普通的罪徒所能負擔的。一疊未回的信，就像一群不散的陰魂，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崇。理論上說來，這些信當然是要回的。我可以坦然向天發誓，在我清醒的時刻，我絕未存心不回人信。問題出在技術上。給我一整個夏夜的空閑，我該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，還是7個月前的這封？隔了這么久，恐怕連謝罪自譴的有效期也早過了吧？在朋友的心目中，你早已淪為不值得計較的妄人。
　　其實，即使終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氣，坐在桌前，準備償付信債于萬一，也不是輕易能如愿的。七零八落的新簡舊信，漫無規則地充塞在書架上、抽屜里，有的回過，有的未回，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處”，要找到你決心要回的那一封，耗費的時間和精力，往往數倍于回信本身。再想象朋友接信時的表情，不是喜出望外，而是余怒重熾，你那一點決心就整個崩潰了。你的債，永無清償之日。不回信，絕不等于忘了朋友，正如世上絕無忘了債主的負債人。在你惶恐的深處，惡魘的盡頭，隱隱約約，永遠潛伏著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。不，你永遠忘不了他。你真正忘掉的，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的，是那些已經得你回信的朋友。
　　有一次我對詩人周夢蝶大發議論，說什么“朋友寄贈新著，必須立刻奉覆，道謝與慶賀之余，可以一句‘定當細細拜讀’作結。如果施上了一個星期或個把月，這封賀信就難寫了，因為到那時候，你已經有義務把全書讀完，書既讀完，就不能只說些泛泛的美詞”。夢蝶聽了，為之絕倒。可惜這個理論，我從未付之行動，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書出版，興沖沖地寄贈了一些朋友。其中一位過了兩個月才來信致謝，并說他的太太、女兒和太太的幾位同事爭讀那本大作，直到現在還不曾輪到他自己，足見該書的魅力如何云云。這一番話是真是假，令我存疑至今。如果他是說，那真是一大天才。
　　據說胡適生前，不但有求必應，連中學生求教的信也親自答覆，還要記他有名的日記，從不間斷。寫信，是對人周到，記日記，是對自己周到。一代大師，在著書立說之余，待人待己，竟能那么周密從容，實在令人欽佩。至于我自己，筆札一道已經招架無力，日記，就更是奢移品了。相信前輩作家和學人之間，書翰往還，那種優游條暢的風范，確是我這一輩難以追摹的。梁實秋先生名滿天下，尺牘相接，因緣自廣，但是20多年來，寫信給他，沒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，而筆下總是那么詼諧，書法又是那么清雅，比起當面的談笑風生，又別有一番境界。我索來拍寫信，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頻。何況《雅舍小品》的作者聲明過，有11種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，我的信，大概屬于他所列的第8種吧。據我所知，和他通信最密的，該推陳之藩。陳之藩年輕時，和胡適、沈從文等現代作家書信往還，名家手跡收藏甚富，梁先生戲稱他為man他自己的書信被人收藏了吧？朋友之間，以信取人，大約可以分為四派。第一派寫信如拍電報，寥寥數行，草草三二十字，很有一種筆挾風雷之勢。只是苦了收信人，驚疑端詳所費的功夫，比起寫信人紙上馳騁的時間，恐怕還要多出數倍。彭歌、劉紹銘、白先勇，可稱代表。第二派寫信如美女繡花，筆觸纖細，字跡秀雅，極盡從容不迫之能事，至于內容，則除實用的功能之外，更兼抒情，稱典型。尤其是夏志清，怎么大學者專描小楷，而且永遠用廉便的國際郵簡？第三派則介于以上兩者之間，行乎中庸之道，不溫不火，舒疾有致，而且字大墨館，面目十分爽朗。顏元步、王文興、何懷碩、楊牧、羅門，都是“樣板人物”。尤其是何懷碩，總是議論縱橫，而楊牧則字稀行闊，偏又愛用重磅的信紙，那種不計郵費的氣魄，真足以笑傲江湖。第四派毛筆作書、滿紙煙云，體在行草之間，可謂反潮流之名士，羅青屬之。當然，氣魄最大的應推劉國松、高信疆，他們根本不寫信，只打越洋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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